新作坊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數位轉型對於傳統商家門檻太高而感覺遙不可及，現在主要會以「數位優化」這個比較可及的目標來與商家討論。目前維俐陪伴的是一群「意願低、不轉型或產業不適合」的商家，他們是經濟部計畫難以觸及的族群。因為會去申請計畫者往往較為積極主動，希望尋求資源改善自身困境。而政策觸及不到的這群人，不代表他們不需要資源，反而更需深入探討這群人的處境和考量，才能理解政府推動數位轉型究竟是疫情時代的解方，還是強化了數位落差帶來的不平等。

在心態的調整上，維俐覺得要捨棄追求完美這件事情。一開始進計畫時，就曾經因為不是自己犯的錯卻需要去跟社區伙伴道歉，後來又陸續幾次因為計畫人員工作時所產生的誤會而去向社區溝通和善後。起初她的內心很掙扎，認為又不是自己犯錯。但一位熟悉來龍去脈的居民跟維俐說，透過這些事情，妳學到了承擔。維俐聽了頓時醒悟，心中的糾結也就化解了。她了解到過去只需要為自己負責，承擔自己的決定和行為，把份內工作做好就好，而現在承擔的不只是自己而是更多。居民的那句話給維俐很大的啟發，她體悟到「丟掉自己」，指的是不會只聚焦在自己，還要考量到更多人，亦即一起工作的團隊伙伴以及一起合作的社區伙伴

思宇認為「藝術社會實踐」有三個重要的元素：表現在地特色、建立創作者與在地居民的信任關係，以及展演形式本身的藝術性。特別是第三點「藝術性」，表現了藝術工作者和社區工作者的差異。雖然社區工作者也常以藝術行動來作為開展社區工作的媒介，但社區工作者看重的是人際關係的修補，而不是作品本身最終達到的藝術境界，然而，藝術家對作品是有要求的，必須達到一定程度的藝術性。藝術家對於「田野」的理解與操作也有別於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藝術家們認知的田野工作是建立在其創作方法上的。一如思宇所言，藝術家的田野工作「容許很多創造的事情發生」。

身為「計畫總辦的博後」，睦怡常被大家認為是老師的代言人，但她認為自己跟大家就是伙伴關係，總辦與執行團隊同在一艘船上，總辦的角色是傾聽大家的想法和困難，提供支持和協助，與團隊一起解決計畫執行所面對的問題；以個人而言，她認為關心甚至參與這些議題都是責無旁貸的一件事，也體認到這些努力的過程，就是為了孩子跟自己的未來在奮鬥。

陳東升老師說：「真的要做好一件事情，要紮紮實實地去做，短期之內可能看不到什麼太大的改變，可是呢，兩三年後你真的看到，你在做的事情對地方上產生了一些影響，地方在改變、學校也在改變，這個我想不僅我們會感動，實際執行的人也會感動。」

「目前所有的制度有沒有替代的可能？」不管是課程設計、學術研究，或是實踐工作，我們正在尋找有別於以往單一思維，或是標準的解答，試著用新的、另類的方式來處理實務工作；而採取不同路徑時，也就會出現不一樣的成果，經過不斷地反思、追索與實踐，或許在未來，這些取徑可以成為其他地區也適用的典範。

創新課程需要時間醞釀，才能發酵熟成，展現影響力。這樣的影響不僅改變老師，也改變學生。國興老師說：「這是一個『播種』的工作，選修課程學生的學習經驗會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不只是老師自己本身做改變，自己去開課、自己設計課程；選擇上這些課程的學生，他的學習過程和收穫，應該也會不一樣。所以，我覺得這計畫真的會建立一個新的典範。」

回顧三年來各大學團隊的實踐工作，育仁老師認為第一步要與社區居民相互磨合，建立起伙伴關係，共同去做一件事，是高度的挑戰；同時大學內部相應的制度調整、跨領域團隊的組成搭配，也是進入實作場域的關鍵。而在社區的實踐工作，如同成大團隊所標舉的「共作共學」、暨大團隊所彰顯的「協力治理」，大學與社區相互涉入很深。在協力共作的伙伴關係中，社區居民跟大學團隊的價值跟理念有時候一致，有時候不同，甚至發生衝突；在參與過程裡如何把其中的「故事」描述出來，轉化成更細緻深刻的研究成果，開創出學術新典範，是第二層更艱鉅的挑戰。

麗珍老師說：「我們為什麼要做研究？我們是要做知識的建構，但是我們的知識建構如果只停留在一個想像的空間，而不是一個踩到地上的空間的話，那這個學術知識的意義何在？如果不能應用，它的意義何在？」

瑞明老師不諱言平常的生活「實在是太學校、太大學了」，因為研究的對象是整個社會，反而與社區疏離，無法切身感受到社區生活的脈動與溫度。「這個計畫讓我真正的再走入社區，我也對臺灣越來越有信心，因為她原來有這麼多的生命力，只是還沒有被激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