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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方山水在社會節奏中對話：記日本北陸與關西地區的地方創生實踐（上）

2025年6月中下旬，國科會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辦公室、教育部USR推動中心，及臺日大學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聯盟臺方部分成員學校共同前往日本北陸與關西地區考察當地的地方創生實踐策略，參訪區域橫跨岐阜、富山、福井、滋賀，及奈良等縣（具體行程及其地理位置如下圖1所示）。這些區域在歷史上都曾經擁有豐富的文化積累與區域自立的發展路徑，因此，從傳統工藝到林業復振、從能源自治到身心障礙者創作空間，在當代都發展出地方自然／地理環境與歷史文化相互呼應的行動特色：不倚賴中央資源導入，而是從「土地的語言」出發，發展出在地節奏與社會關係。

圖1：北陸及關西地區參訪單位地理位置及行程示意圖（編號代表參訪順序）。
圖片來源：筆者於免費授權地圖網站Map-It下載〈中部地方の地図〉為底圖，結合參訪單位實際位置及本次參訪行程繪製而成。

從區域史視角來看，日本中部與關西的內陸地區扮演著特殊的空間節點角色，既是文化交會之地，也是政治力量拉鋸的中介空間。自古以來，東山道自此通過，成為連結東西的重要幹道（江戶時代則由中山道承繼並強化其功能），而北陸道亦自日本海側南下，經由該地區連結京阪神、關東與北陸沿岸，構成戰略性的交通樞紐。因此，戰國末期的主要軍事行動，如上杉景勝從越後南下、德川家康從東海道西進，皆必須考慮這條天然通道的戰略價值。這樣的地理位置條件，使得這個區域既非邊陲，也非單一權力中心，而是多個權力圈相互牽制、交匯的「曖昧中間地帶」。1600年決定天下格局（天下分け目）的關原之戰正是依著如此地理特色而形成的軍事與政治張力，將地方空間推向全國史的核心。

這樣的地理條件，配合當地特有的自然資源，在歷史上塑造出兼具自立與開放的社會文化格局。高山與飛驒地區因其豐富的山林資源與職人工藝，被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指定為「直轄領」，由幕府直接派遣「代官」（だいかん）治理，並成為木材與金礦的重要供應地；福井的越後鯖江地區作為北陸工藝重鎮，自江戶時代起便以漆器、和紙、刀具等工藝技術聞名，近代更在眼鏡等專業化製造業上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富山則以水利技術與藥業聞名，並透過日本海航運與內陸河川網絡形成自足型經濟圈；滋賀縣琵琶湖一帶則結合水系、森林資源與京阪神的交流，孕育出多層次的市場網絡。這些地方一方面依賴本地自然資源形成穩定的手工技藝、農林漁業與水利知識，另一方面又因交通要道的貫通，不斷透過商業、政治制度的中介與其他區域交流，逐漸形成既深耕於土地的地方社會文化結構。

即使在中央集權化與都市集中化的近現代，這些特質依然延續，發展出當代地方創生運動中的獨特優勢：飛驒高山地區運用豐富的林業資源與保存良好的歷史街區，發展出兼具產業振興與文化保存的觀光模式；越後鯖江地區憑藉深厚的工藝底蘊與其產業鏈，將地方工藝技術轉譯為符合全球市場的設計語言，拓展了地方產業的影響力；富山內川地區則透過空屋改造與社群營造，將地方特有的自然空間轉化為跨世代互動與新創活動的基地，重建了社會網絡與生活密度。這些實踐共同說明，地理與歷史所沉澱的文化基因是地方創生的重要動能之一。

圖2：地方不僅是人口減少、產業衰退的「問題集合」，更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重新建立連結與互信的場域。（郭怡棻／攝影）

一、地方不是問題的集合，而是關係的再編空間

在此歷史脈絡下，此次參訪的十處地方創生據點，都呈現出地方並非如中央行政治理邏輯所認知的，被高齡化、人口外流、產業衰退、空屋率高等問題侵擾，需要支援的對象，而是一個活絡、能動且具有生成潛力的行動場域。例如，岐阜縣石徹白地區由社區主導的小型水力發電計畫以及富山縣新湊地區的Green Note Label所進行的空屋翻新與街區再造，皆顯示地方擁有強大的內在動能與文化資本，可以透過行動重組地方內外的關係網絡，讓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制度重新建立互信與互惠的連結。

石徹白自古是白山信仰的重要起點，山岳信仰所承載的自然觀與生活倫理動曾經支撐龐大的香客往來與地方繁榮。當人口減少、產業式微成為現實，NPO法人地域再生機構並未僅將此現象視為困境，反而以地方自主的小型水力發電為媒介，重新串連社區、政府與外部社會制度。地方居民運用昔日農業用水渠道與地方長年不枯竭的河川水資源，結合當代的水力發電機技術，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重效益。推動過程中，歷經多年與中央部會的協商，簡化法規門檻，並透過公平的出資制度與農協模式，讓每位居民在決策與收益分配中擁有平等地位。而水力發電的盈餘也回饋於地方，用於確保石徹白小學的存續、改善基礎設施，以及支持居民以傳統工藝技術創業。

此外，富山縣射水市新湊內川地區自古以漁業為生，內川河貫穿街區，讓北岸的住家與南岸的商店街緊密相對。水面與屋前地面僅相隔約三十公分，船隻可直接停靠，而巷弄則連結起生活與工作空間。昭和時期，婦女在巷內補網、煮飯，巷名與街景一同承載了漁村的歷史記憶。然而，隨著高齡化與人口外流，空屋成為急迫課題，2015年甚至有二、三十棟老屋因安全疑慮遭拆除，漁村的景觀與人際網絡一度中斷。

2013年起，Green Note Label以活化空屋為核心行動，從翻修一棟七十五年歷史的塌塌米店開始，將其改造為保留外觀、融入臨川景致的咖啡廳「六角堂」。這裡不僅是休憩空間，也是認識內川、展示翻修成果、體驗漁村氛圍的入口。此後，改造行動從單點延伸至街道，陸續將漁村老屋翻新為圖像工作室、和服出租店、民宿、酒吧等，形成可步行的生活動線。每個空間都嵌入漁村文化元素—臨水小巷、漁具、山車祭典等—並在設計語彙中將其重新詮釋為「工藝」與「藝術」，喚醒居民與遊客的地方意識。

圖3：Green Note Label 以空屋翻新為核心，將臨水巷弄與漁村文化重新轉化為地方創生的資源與社會連結。（郭怡棻／攝影）

Green Note Label的實踐不僅重塑街景，更藉由街景的重塑來重建社會連結。過去十年間，團隊翻新四十間空屋、吸引四十位移居者，新舊居民透過咖啡廳、酒吧與公共活動建立互信，形塑跨世代的社群網絡。雖仍面臨翻修成本高、產權複雜與漁船減少等挑戰，但在「從點到線、再到面」的策略下，內川逐步轉化為結合文化保存、創業機會與生活品質的場所。這裡的經驗揭示，漁村文化不只是歷史遺產，更是推動地方創生的資本—透過空間設計與社會連結，將傳統轉化為面向未來的價值。

上述兩個案例顯示，地方創生的核心動能來自於以地方的生活、文化資源為底蘊，透過具體的專案，重新編織關係網絡，讓「地方」從問題的集合場轉化為文化創新的行動場，進而讓原本看似分散或衰退的要素，重新在新的連結中獲得意義與生命力。

二、地方節奏的再造：節奏分析與生成式協作的實踐現場

在地方創生的現場，節奏感知（rhythmic sensing）與節奏協調（rhythmic coordination）往往決定了一個計畫能否長期運作。若僅將地方視為靜態資源的集合，任何行動方案都可能淪為一次性的專案輸入，然而，當我們將地方視為不同時間性相互交織的場域，就會發現經濟、文化與生態之間的關係，必須透過「對齊」與「調頻」來生成新的秩序。

飛驒地區的「活ENERGY ACADEMY」，正是一個將森林管理的季節節奏與社區經濟的流通節奏重新編排的實踐者。飛驒市的天然林與人造林並存，其中大量在60年前人工種植的杉木與檜木因樹距過密而生長受限，需要定期間伐才能維持森林健康。過去，間伐木材在市場上價值不高，運輸又存在「滿載才出貨」與「固定時間出貨」兩種模式的落差，往往導致物流效率低下，難以支撐長期運作。因此，自2014年成立以來，活ENERGY ACADEMY便透過「木之驛」與地方貨幣「ENEPO」，將森林的生態循環與社區的經濟循環並行推動：每週三、四上午，約有百位居民（多為長者）在二十多處木之驛據點參與間伐與集材，並將木材依部位分級利用—根部進入集材場，中段製作家具或木炭，上段與枝葉提煉為精油、木醋液與土壤改良劑，甚至應用於無農藥稻米栽培並獲國際獎項。「ENEPO」則作為支付報酬的貨幣，在當地110家商店使用，形成「在地勞務—地方貨幣—社區消費」的閉環，將間伐木材的價值留在社區內。ENEPO採總量管制、半年結算一次，避免貨幣外流，並由組織承擔銀行手續費，降低商家與居民的使用成本，使貨幣成為強化人際與商業關係的媒介。

圖4：「活ENERGY ACADEMY」重新編排森林管理的季節節奏、社區經濟的流通節奏，讓地方貨幣「ENEPO」成為強化人際與商業關係的媒介。（郭怡棻／攝影）

這類制度設計不僅調和資源與人力的錯縫，也讓參與者能以自身生活步調進入公共行動。特別是高齡者、青年志工與學生的共同參與，更形塑一種跨世代的節奏協作空間。這不僅呼應了社區營造行動中對「節奏分析」的重要性，也實踐了節奏作為一種社會協作工具的可能性。

在奈良縣香芝市，蒲公英之家則透過文化與藝術的力量，重新協調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節奏與社會的互動節奏。自1970年代成立以來，它以個人化的創作與工作安排，打破日本標準化就業支援的單一時間規範，讓參與者能依照自身狀態與能力選擇投入的方式與強度。也就是說，蒲公英之家的節奏感知，體現在對個體生活韻律的尊重：有的成員每日創作手寫日曆累積數千幅作品，有的則在特定時間編輯電子報、運營物流或參加市集。這些節奏並不需要完全一致，而是透過機構的協調，與外部世界的節律對接—如固定檔期的展覽、年度的「わたぼうし音樂祭」、與企業合作的產品開發與銷售周期等。

在空間與社區層面，蒲公英之家透過夜間市集、講座、商店營運等方式，將原本由身心障礙者主導的節奏與社區居民的生活節奏交織起來。這種多層次的節奏協調，不僅增強了社區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度，也讓藝術成為促進地方共生的重要媒介。

無論是活ENERGY ACADEMY以森林為起點的經濟循環，還是蒲公英之家以文化為核心的共生空間，它們都不曾將地方視為「問題的集合」—如林業衰退、高齡化、社福資源／制度匱乏—而是將地方視為「關係的再編空間」。節奏感知使它們能看見不同時間與空間尺度下的資源與限制，節奏協調則使它們能夠在這些限制中找到新的排列方式，讓地方的生活、生產與文化互相支撐，並延伸出持續運作的可能性。因此，節奏的感知與協調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重構地方關係的基礎。透過不同主體之間節奏的對話與磨合，地方不再只是問題的集合，而能成為關係持續再編與共生的空間。（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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