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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蔬菜箱與食農教育(上):埔里農產好物包

作者 / 吳宗澤 (穀笠合作社執行長)

2020 年初,新冠肺炎開始在全球蔓延,導致多國民眾死傷無數,在疫苗研發成功之前,許多國家的防疫政策是對外封鎖邊境、對內則採取封城,避免人群有更多的接觸,造成疫情繼續擴散。然而同時也造成全球在貿易和物流上短暫中斷,許多進口原物料的漲幅(紙漿、橡膠、金屬等)[1],也體現在這次疫情中,而民眾面對封城所採取的策略,則是留在家中,減少對外的接觸和暴露。

然而即使關在家中,民眾還是有採買日常生活物資的需求。不善於網路民眾,仍以傳統市場作為日常生活三餐所需的來源,然市場作為人口大量密集接觸的熱點,也成為被管控的標的;另一方面,熟稔線上購物的民眾,則透過網路大量訂購日常所需的商品,甚至還一度因為貨物量太大而出現物流大塞車的狀況。[2]

新冠疫情確實是目前全球遭遇最大的災難之一,在全球化時代下,災難也會隨著全球發展而擴散,想避開都很困難。面對越來越不確定性的未來,以及全球災難頻傳,有識者認為我們可以透過「災難社會」的視角,來理解災難的原因,如何補強「社會脆弱性」就成為關鍵,因為災難對所有人的影響並非均質,反而凸顯出貧富差距、階級等情況,反映出生活情況受到災情衝擊的程度。換言之,社會越脆弱的地方,在災難中的生存處境就越惡劣,如何修補社會的脆弱性,就要縫補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公民社會的「韌性」,來調適和回應災難中面臨的狀況(張宜君、林宗弘,2012)。假如災難無法預測也無法避免,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強社會的體質和反應力。

本文欲透過位在南投埔里的農村社區蹲點的組織--穀笠合作社(以下簡稱穀笠),其視角來說明在疫情之下,穀笠嘗試發展的策略「埔里農產好物包」與「線上食農教育」的操作模式,依筆者自身參與的經驗與觀察,試圖回應與初探,在疫情之下的農鄉,具備何種韌性條件,能運用在地社會網絡資源,來試圖回應社會脆弱性。


圖:防疫期間減少外出,但民眾還是有購買生鮮食材的需求。(圖片來源:穀笠合作社

埔里農產好物包的案例

農產好物包因應疫情而誕生,都市的消費者無法出門需要菜,農村的生產者和店家因疫情銷路不好,使榖笠成為中間的橋樑和平台,好物包之所以不叫蔬菜箱,是因為我們集結除了蔬菜外,還有埔里各式小農和店家的手作加工品、飲品,希望透過好物包讓彼此共好,形成一種「城鄉相放伴」的概念。[3]

五月初,新冠疫情在臺灣爆發,一時之間人心惶惶。不少北部的朋友,透過私訊的方式聯繫上穀笠合作社,並詢問是否可以代為購買一些在地的農產品,寄上北部。一開始穀笠只當成個案來處理,直到我們與在地的小農接觸聊天後,幾位小農紛紛表示,原本會去臺中市集擺攤,但因為疫情的關係,現在都無法出攤,因而許多農產品只能仰賴既有的收購通路,苦無更靈活的銷售管道;另在地的友善餐廳和小店家,也因為疫情的關係禁止內用,導致在生計上也陷入泥沼。當穀笠聽聞到這些事件後,立馬開會討論,認為我們有必要協助小農處理在疫情下的銷路問題,同時也為北部的消費者做好居家防疫的準備,並提出作「埔里農產好物包」的構想。

「埔里農產好物包」與一般市面上的「蔬菜箱」有些類似,但更加入了埔里在地友善環境店家的產品。穀笠原本並沒有經營蔬菜箱業務,除了曾與其他小農合作中秋節蔬菜箱之外,也沒有相關的出貨經驗。然而,當我們提出要做好物包的構想,從聯繫農友、店家、製作表單、聯繫消費者到最後理貨出貨,前後只花了四天的時間籌劃,並在5月24日完成第一次的好物包宅配。背後反映出穀笠長期與在地小農經營的網絡,透過與小農聯繫接洽,確認可以出貨的菜品和數量,而能快速的動員起來。

需留意的是小農因生產量少,每次都要再三確認有哪些產品可以上架,以及預估能有多少出貨量,避免因為數量不足,導致消費者訂購後還需電話聯繫修改訂單內容,造成不必要的行政溝通成本。穀笠會在每週五前確認好所有農友、友善店家可以出貨的內容和品項,並且在週六中午開放填寫訂購表單,在疫情期間,通常當天下午訂購就會額滿,也有不少消費者傳訊說來不及填寫、沒有搶到,希望下週務必讓他先填寫。


圖:穀笠合作社在疫情升溫之際,推出涵蓋在地小農與友善環境店家產品的「埔里農產好物包」。(圖片來源:穀笠合作社

究竟「好物包」有何種魅力能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穀笠的伙伴森葳認為,不只是小農生產的友善農產品,也網羅埔里友善環境的餐廳和店家,各種手作醬料、飲品、仙草都涵蓋其中,當中還有與在地社區的農民合作,例如代表埔里籃城社區的甘蔗筍,以及桃米社區的筍乾。整體上,也代表穀笠對於埔里農特產品的掌握和品味。

另一位伙伴夏慧則指出,埔里農產好物包和一般蔬菜箱之間最大的區別,是想吃多少可以自己勾選,品項非常多元。從最初的二十幾種品項一路擴張到四十幾種,過程中還輪替不同農場的產品,不會因為售價被綁定內容物,而是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挑選,更能促進消費者的購買慾望。[4]況且無論買多、買少,作為協助整貨出貨的穀笠,都只酌收五十元的行政費用,消費者覺得購買多樣商品時,手續費成本的比例也就越低,因而能吸引他們選購更多埔里好物。

依筆者參與的觀察認為,埔里農產好物包的經驗,恰巧也是練習團結經濟的合作機會。可以從以下幾點觀察得知,其一是讓產銷之間的關係透明化,製作訂購表單的同時,我們會將生產者的資訊明確標示,包含生產者的姓名、產地、農場名稱,以及生產的農法方式,我們都會明確標記。穀笠優先合作的對象,是友善環境的小農與使用友善食材的小店,其次才是有機農場,最後是社區內的慣行農場。這樣的方式並非排斥傳統的農耕方式,而是明確標示這些生產資訊,讓消費者自己選擇,同時也觀照到穀笠做這件事情,想要協力幫忙的對象。因為有完整的生產資訊,消費者很容易就能上網查詢相關資料。近期也有臺中、彰化的餐廳拿著穀笠製作的生產者表單資訊,來埔里拜訪穀笠和其他農場,意外促成另類的產銷合作。

其次,穀笠並沒有把好物包視為主要的核心業務,原本的出發點是想在疫情之下,協助農民處理產銷,以及幫忙北部的親朋好友,所以在表單上面,穀笠的產品只佔十分之一,況且無論數量多寡,均只收五十元的行政費用,也沒有壓低農民的價格。然而好物箱的出貨過程,是相當繁瑣的,一來要向農民、店家聯繫,二來要和消費者再三確認訂購資訊和匯款金額等。我們固定週六開放訂購,並於下個週二出貨,這段期間還要和社群的伙伴確認是否能來協助理貨和寄送。出貨日當天至少要有四個人手,從下午三點到六點之間,將消費者訂購的商品整理打包,並交付宅配。


圖:協助出貨的伙伴在好物包上留下溫暖的鼓勵話語。(圖片來源:穀笠合作社

所幸在週二出貨的時段,總是有不少社群的伙伴願意無償來幫忙一起出貨,這也反映穀笠合作社「相放伴」[5]的特質。疫情期間紙箱的價格高昂,農友無償提供紙箱,也幫忙告知便宜紙箱的購買管道、店家提供大量的包材,用以包裹以玻璃瓶盛裝的果醬與醬汁、社群的伙伴幫忙填寫宅配的寄送資訊,大家協力分工。當然最有趣的仍是小農來送貨的過程中,總會多帶一、兩把蔬菜送給穀笠,穀笠又將這些蔬菜再轉贈當天有一起來幫忙出貨的社群伙伴。除了出貨過程中分裝、包裝、撿貨、理貨、封箱等等工作,其它包含拍照、網站、訂購表單的製作,都有其他社群的伙伴來參與協力。

另一方面,筆者也注意到,有些農友來送菜的同時也會順便取貨,換言之,農友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也有農友會推薦自己的熟客來購買好物包,並前來協助好物包出貨,換言之,農友將原有的熟客網絡轉介穀笠的同時,因為其中也有農友自身的產品,而將好物包視為是自己的事情。因為疫情的關係,穀笠透過好物包的實作,將在地的小農、店家的需求,與北部消費者的需求互相結合,並在過程中,善用在地既有的社群網絡,一起克服過程中的難題。

由於好物包的商品來源主要是在地小農和店家,穀笠本身也無蔬菜箱的相關設備,每週訂單數最多只有35份。一旦超出這樣的數量,就需要尋求更大的空間和器材設備支援(例如冰庫、小貨車),出貨的時間就會拉長,也會連帶影響冷藏商品的出貨方式。在疫情期間,好物包每個禮拜固定出貨一次,直到疫情警戒降級後才改為兩個禮拜一次,到後來的每月出貨一次。因為市場的需求端明顯減緩,預計未來可能也會暫時中止該項業務,對穀笠來說也算是達成階段性的任務。然而這次實作所累積的經驗,也不排除未來再與其他農友共同合作,轉型操作線上產銷平台。(待續)


[3] 張森葳,2011,〈你所不知道的好物包〉

[5] 「相放伴」係指台灣早期農村社會,於農忙時期互,村莊成員互相換工的情形,例如今天一群人來幫你收割,明天換去幫他收割,彼此無償互相協力。同義詞為「換工」、「交工」。穀笠合作社運用相放伴的意義,來闡述當代農村的社群成員,彼此互助互惠的相放伴,透過互相幫助的方式來面對遭遇的難題。

【參考書目】

張宜君、林宗弘,2012,〈不平等的災難:921 地震下的受災風險與社會階層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四卷第二期,頁193-231。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