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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Barter開始：藝術實踐到社會實踐

「從來就沒有泛泛的社會，可以在它的前提下形成那些單一的結合的現象，因為沒有泛泛的相互作用，而是只有一些相互作用的特殊的方式，正是隨著這些特殊方式的出現，社會才存在的，它們既不是社會的原因，也不是社會的結果，而是本身已經直接就是相互作用的方式。」

這是齊美爾（Georg Simmel）在形式社會學裡的一段話。當時我正坐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總辦公室閱讀，這段敘述，彷彿替我過去所做的社會實踐工作下註解。

社會實踐的萌芽

我以前觀察大部分做藝術的人對社會實踐是很淡漠的。藝文工作者曾被民意代表認為是要飯的[1] 或是吃飼料的[2] ，當時我的藝術圈朋友群情激憤，但好像莫可奈何[3] 。儘管如此，大部分跟我同在台灣劇場圈的演員、美術設計、服裝設計、舞台設計和導演等，主要關心展演的製成和結果，對社會議題並不熱衷。我以為大部分藝術圈的生活作息和關注焦點都很封閉。

因此，當母校台北藝術大學（後簡稱北藝大）找我們去阿里山原住民部落教戲劇時，我並不知道這就是一種「藝術社會實踐」，我認為只是把所學拿到部落裡而已。不過，在我第一年去政治大學（後簡稱政大）廣播與電視學系教表演時，社會實踐就給了我一個強烈的震撼教育。

政大迄今仍然只聘研究生擔任教學助理，我的第一個助教是中正大學政治系畢業、考上新聞所的女孩，她滔滔不絕地對我訴說參加勞權工作坊的心得，我因此打開了一扇窗。對於表演者來說，所有體驗都是表演的養分，我也希望我的學生能了解這個不同於傳播學院的世界。我請助教在課堂上分享勞權的相關知識以及她如此在乎的原因。然而，當時課堂上一個學生舉手說：「好想上表演課喔。」我第一次引進「多元視角認識社會」的嘗試只好宣告失敗。

沒多久，太陽花運動席捲政大。熱愛表演的同學問我能不能停課讓他們上街頭。這是我的民主教育。多年來，表演課一直是熱門的課程，當有一天，我們開始關心社會，藝術便需要暫時退位。在人定義的世界裡，很可能有一天，他人暴力的價值觀一下子就奪取我們原本的信仰、生活的平靜和日常所需。當年舉手打斷勞權分享的學生，後來成為太陽花運動上街頭的一員。他告訴我，那時讓助教分享勞權是有意義的，只是他還不懂。那陣子校園裡沸沸揚揚地在公共場合上民主課，我也開始慢慢思考，從事藝術工作和教學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農村裡的藝術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亦稱Socially Engaged Art）

學運後沒過多久，我的學生去埔里開始了半農半Ｘ生活[4] 。她在「穀笠合作社」開辦的演講裡，認識一群農村青年。類似於我們的年紀，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體驗。有一位主事者是都市來到農村碾米的同齡女子（當時約三十出頭）。她說錯過了在都市擔任公務員的考試期程，便決心走向祖父祖母的生活方式。因為父母也已經在都市生活，她想找回在農村生存的方法。某次，她在碾米時被機器弄傷了脊椎，我因為學表演而有「太極導引」的身體訓練，後來我把這套訓練引入農村生活，這也逐漸成為他們農暇時的養生方式。直到我走進大學與社會實踐的辦公室，看到他們農作的身體勞損、我的異質身體訓練，我才慢慢開始在腦中思考：因著社會慣習所產生的身體感，如何塑造人的自我價值。

在當時，這一切只是無以名狀的情感共振而已。接著，我在那裡出現的次數增加，他們想要學習更多表演，於是集結了桃米社區、暨南大學的年輕人，在附近的民宿找我上表演課。我研究所時期的指導老師馬汀尼來訪，也交流了一次戲劇訓練，有趣的是，那些訓練正是被壓迫者劇場波瓦（Augusto Boal）創發的劇場遊戲。最後，青年們以最能夠貼近生活的體裁、最自在的表演方式呈現光影戲。他們後來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計畫，成立「藍城好生活工作室」團隊，最後還入選績優得到第一名。


圖：藍城好生活工作室在埔里咖啡廳利用光影進行演出，圖中女子即為碾米受傷者。	下圖：藍城好生活工作室自編、自導、自演在地居民的故事，並以光影呈現。

利用戲劇營做田野踏查

另外，我自己多年來帶一群台北的學生走進社區、認識社區。有一群認識十幾年的政大戲劇社學生，我們每年都舉辦兩天一夜的戲劇營隊，持續至2022年。2016年我們到埔里辦營隊，我先抵達場勘，就應邀擔任臨時工去採玉米。我那時不知道農作臨時工的人力，和台灣的農業困境有關，而現在因為大學社會實踐的計畫，才知道缺工一直是台灣農業很關鍵的問題。這群學生後來幾乎都沒有做劇場，我們去了花蓮、宜蘭、埔里、瑞芳、桃園等地進行戲劇訓練和表演。回過頭來我才理解，這樣的戲劇培育並不通往「成為演員」的道路，每一次的場勘、設計跟當地相關的活動，都是進入地方、理解地方的方式。特別在花蓮的那年剛好爆發香港雨傘運動，我們一改每年的固定行程，走進香港人開的店討論社會議題。除了認識劇團、舞團、獨立書店，我們也走進農村、走向海洋。

圖：2016年我在埔里場勘時體驗採收玉米

圖：我跟學生每年都會到台灣不同鄉鎮進行戲劇訓練，同時踏查台灣各地。

藝術就是一種社會實踐

上述所說的一切行動並不指向傳統形式的劇場。我在這裡討論到的藝術工作者可以做的，並不像我先前所說，將時間和心力都投入在藝術作品的製成、技術磨練、排練演出。循著這一路的思考路徑，我才打開視野，原來台灣藝術圈也關心社會實踐。除了大家熟知的影像藝術家陳界仁，以影像或攝影參與社會議題；北藝大每一年結合關渡宮出陣頭的關渡鬧陣，也是一個藝術與社會結合的例子。台灣的藝術圈正以自己的方式進行社會實踐。

太陽花學運時，我受邀進入立法院帶領人們做太極導引（後來因提早結束靜坐而未達成）、反核四時期協助製作動畫、大罷免時期拍影片。我和同行友人以自己的方式，不追求成果和效益地「去做」，不是為了以此作為藝術的資料庫，而是為了當下，為了關心的人、事、國家或議題，。也許，這更接近藝術的本質，無所為而為。

在我還沒有開始進行上述這些行動之前，我還是個博士生之時，一個春天的短暫經歷似乎隱隱然推動了社會實踐。2009年我們得到北藝大的補助，一行老師學生前往丹麥的歐丁劇場[5] 進行為期9天的「歐丁週」受訓。歐丁劇場位在丹麥首都哥北哈根北方的一個小城鎮Holsterbro。我們在攝氏僅4度的清晨，6點起來晨跑、受訓，晚上看演出。除了每一天都有非常精實的表演技法和身體訓練之外，還有他們行之有年，一個名為「Barter」（以物易物）的課程安排。顧名思義，每一個人都要帶自己會的、有的東西來交換。Holsterbro城鎮裡面的老人和小孩也會組團來表演，我們那年排演了八部音合唱，大家都準備一點吃的，表演結束後變成一個聚會，我看著劇團的演員跟社區居民像家人一樣地相處。歐丁身為一個由城鎮長期補助的外國劇團，他們以最擅長的事情－表演，來服務、貢獻給地方。社區居民看戲有折扣，歐丁週每年都吸引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來學習、朝聖。一個以文化自豪的地方，本身就具有力量。

「在這堂戲劇概論的課，我做了很多不只是戲劇的事。例如希望你們充分討論議題，投票表決一定票數要等同於全體等等。我希望你從這裡開始，認識自己，進而改變社會」。114-2學期最後一次的政大課堂上，我以這段話作為結語。兩天後，我也開始了大學創新與社會實踐的工作。這一切讓我更深度地體會，儘管已經在大學課堂置入我對民主參與的方法，我還能以藝術的教法、身體訓練進入社區。社會與藝術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似乎還有更多可能，藝術從不置身事外，社會參與可以是一門藝術。

[1]2025年1月立法院審議總預算，立委陳玉珍提案刪減公視預算，於社群媒體留言「丟掉那隻要飯的碗」，言論引起風波。可參考相關新聞。

[2]2026年8月，立法院三讀通過11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文化部媒體宣傳費遭刪除一事，立委翁曉玲曾表示「文化預算就是青鳥的飼料費」，引發藝文界反彈。可參考相關新聞。

[3]多年來藝術工作一直被列為起薪低落的一群，常在媒體報導的科系出路裡敬陪末座。可參考相關新聞。

[4]指一種結合農業生產與其他工作、專長或志業的生活方式，透過務農維持部分生計，同時實踐個人興趣、理想或社會價值。

[5]每一年的歐丁週和演出，可參考劇團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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