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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日本災後重建社區後的反思：日本災難研究與防災教育

今年是1999年921大地震的25週年，那一年正好是我開始在臺灣居住的起點。之後，我開始做日月潭邵族的研究，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期間，遇到一批來臺灣進行921災後研究的日本學者，日本國立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的村尾修教授（當時任教於筑波大學）是其中一位。後來，村尾教授在進行集集鎮災後重建研究計畫時，邀請我擔任他的助理，我們合作了好幾年，也成為朋友。在與村尾教授合作期間，我學習了許多非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也開始對災難研究產生興趣。

去年，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幾位老師邀請我加入，協助帶領大學生參訪日本進行境外教學活動，由我負責規劃行程，並聯絡日本災難研究相關的專家學者。村尾教授得知後，幫忙安排了參訪東北大學和宮城縣內一些災後重建社區的行程，並推薦了國立福島大學的川﨑興太教授受訪。

本文以此次拜訪的日本東北地方和東北大學為例，簡單介紹日本災難研究的實況，以及學校與當地社區之間的合作方式。

圖：訪談宮城縣名取市閖上（Yuriyage）社區自治會長。（攝影／李竹馨）

日本的災難研究：地震是否能預測？

日本的災難研究過去主要集中在理工領域，尤其是建築學、土木工程學和都市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開始進行系統性的災難研究始於1970年代，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者從美國引進一些理論，並透過田野調查和災害現場（如火災）嘗試與警察和消防隊進行實踐合作（田中，2007:29）。這一變化主要與1978年頒布的《大規模地震對策特別措置法》（簡稱「大震法」）有關。該法為預設「東海地震」可能發生而設置，地震主要影響區域為靜岡縣周邊，這是由於鄰近靜岡縣的駿河灣存在大海槽，而自1854年以來該區域未發生過大地震，學者認為該區域的能量正在累積，因此預測不久之後將發生強震（M8以上）。

有學者主張，通過觀察板塊移動跡象，我們能夠預測大地震的來臨。因此，《大震法》除了針對災後災民與災區的特別措施外，還強調國家應設定幾個「警戒強化地區」，並計畫性地觀察這些地區的地象與水象，以預知大規模地震，減少其損害（北村、山道 2023:65）。當能夠預測強震的來臨時，人們的行動方式和逃難路線的設計需要依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田野調查。

然而，後來發生的1983年日本海中部地震、1995年阪神大地震和2011年311大地震，均未在當時設定的「警戒強化地區」範圍內，也未能預測。因此，日本社會和研究者的關注逐漸轉向「減災」和多元化的災後重建議題。例如，1983年日本海中部地震引發的大海嘯造成校外教學中的13名國小生喪生，從而引發了如何透過事前的學校教育保護兒童生命的議題（田中，2007:30）。

另外，巨大災難發生後常會出現大量且長期避難的災民，在避難所中，NGO志工和個人義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日本，阪神大地震之後，「災害義工」（災害ボランティア）這一詞語變得更加普及，人們也開始討論義工與受災區之間的倫理問題。在311大地震發生時，除了斷水、停電、交通中斷之外，連當地的行政功能也失效，使得外界難以了解當地災情的真實情況與迫切需求。在此種情況下，災害義工應如何「自理」自己所需（例如，水、食物、住宿和保險等），以及如何避免給受災地帶來更多負擔，不要把自以為的想法強加於災民，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當地的義工中心或NGO等組織也經常會出面協助管理義工的工作分配，充當受災區與義工之間的橋樑。此外，這還涉及到組織志工或個人義工應如何協助身心障礙災民這些容易變成「災害弱勢者」的群體。為了確保義工能夠提供實質性的幫助，而不是增加更多的困擾，日本政府在2005年編輯了《防災義工的禮儀》的手冊。

圖：仙台311紀念交流館導覽員說明311海嘯受災範圍。（攝影／柯仲安）

記憶與教育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災害頻仍的國家，尤其是週期性的地震經常帶來巨大的傷害，也讓政府特別關注震災的防救。然而，對於個人而言，災害在有生之年仍是難得遇到的事件，因此實際具有重大災難經驗的人非常少。換言之，災害相關的知識很難透過親身體驗獲得。因此，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在防災教育上。

在此次的行程中，我相信學生們對於日本人如何「記住災害」印象深刻。在參訪日本東北部時，我們見到了許多災後重建區域的「紀念館」，不僅讓民眾了解災害發生時的實際情況和生死之間的界線，還為災後搬離當地的倖存者提供了一個懷念故鄉的場所。許多學生問到：「臺灣人似乎認為『不應該讓災民回想那麼痛苦的記憶』，為何日本人一直讓大家記得這麼難過的事情？」，受訪者回答：「我們發現祖先原本有當地災害的地方知識，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忘記了這些知識。我們希望將這次的教訓傳承給下一代。而且，每個災民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才能講出來，我們也希望提供他們一個講述自己故事的場所。」。

在日本，包括我在內的一般民眾都對小學和中學校舍的堅固性，以及學校的防災教育和避難演習充滿信心。例如，東京都規定是「幼稚園、國小、國中的避難演習以一年11次為原則」。我相信這次數或許是在311大地震後有所增加，但無論避難演習的次數或內容，日本地方政府都制定得非常詳細。因此，當災難發生時，基本上讓孩子留在學校，由老師照顧，比家長接走更安全。我們此次參訪學校的實況也驗證了這一點。

圖：東京臨海廣域防災公園參訪。（攝影／李竹馨）

大學能做什麼？國立東北大學的研究與實踐行動

在都市防災領域，風險評估的公式為「R （Risk，風險）＝H（Hazard，自然災害）× V（Vulnerability，脆弱性）× E（Exposure，曝光量）」。如前所述，我們目前無法預測災害何時發生，也無法控制自然災害（H），因此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減少脆弱性（V）。這正是防災和減災措施的目的。防災教育也被認為助於大量降低脆弱性。

在日本，311地震後的十多年裡，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在沿海建設長達400公里的防潮堤。一方面，這表明日本國民對防災的認知和關心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經歷了多次大災害後，日本政府認識到「投資於防災比災後重建更划算」的觀點（村尾，2021:81-83）。

圖：臺東大學師生參觀仙台媒體中心。（攝影／柯仲安）

位於日本宮城縣的東北大學是一所著名大學，其工學院在日本名列前茅，並在世界排名中也位居前列。由於學者們在2000年代預測宮城縣遠海處在30年內有99%的機率會發生地震，東北大學於2007年成立了「東北大學防災科學研究據點」跨學科研究小組。為應對東北部的大地震，該校匯集了來自理學、工程、地理、心理、經濟、醫療和歷史等19個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共同推進實踐性的防災和減災研究。不久後，311大地震發生。

災後，在政府的支持下，原本的研究小組擴大成為更多元的國際研究中心——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Disaster Science，簡稱IRIDeS）。IRIDeS不僅研究日本國內的大災害，也在東北大學舉辦聯合國防災世界會議等重要國際會議，積極將日本災難研究的成果傳播到世界。此外，IRIDeS也被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研究311大地震的原因和影響，並與國立福島大學一起支援東北部受災區的災後重建。

IRIDeS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創新「實踐性的防災學」。因此，除了研究人員在災區重建討論中擔任顧問（例如，關於是否遷移或原地重建的方式）之外，該機構自2014年起積極地推動減災教育計畫。研究人員到宮城縣內外的國小和國中，進行減災相關的演講，並向學生發放一些便利攜帶的防災用品，以提高他們的防災意識。在Covid-19疫情之前的2018年，他們在40所學校辦理宣傳活動；疫情期間，IRIDeS繼續製作多語言版的線上課程，試圖在海外學校普及減災教育。

圖：臺東大學與東北大學師生合影。（攝影／柯仲安）

社會的脆弱性

在此次參訪之前，村尾教授曾於2023年12月到東大進行課堂演講。不論是演講內容或私下的交流，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的「防災的前提是社會與經濟的穩定」。在1960至1970年代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時期，政府在全國各地建設了防災相關施設，事實上，當時能夠投資於防災的國家在世界上並不多（村尾 ，2021:80-82）。雖然此刻日本正在經歷長期的經濟衰退，但仍然擁有許多過去累積的防災設施和技術。再加上日本政治環境相對穩定，國民基本上信任政府的防災政策，並願意接受政府提供的災後重建方案。換言之，日本社會政治與人民生活的穩定性有助於降低其脆弱性。

在本文前面我提到的駿河海槽，其實是很大「南海海槽」的一小部分而已。由於此海槽週期性地（大約100-150年一次）引發大地震，日本近年來一直密切關注南海海槽巨大地震的來臨。如果南海海槽地震發生，規模可能達到M8-9級的超大地震，並引發大海嘯。因此日本政府正參考311大地震的海嘯損害，評估各地的各種災害模式的風險。

透過此次的參訪行程，我開始思考如何能夠降低我居住的社區或大學的脆弱性。從南海海槽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日本國土本來就面臨許多週期性的災害風險，換言之，日本與自然災害不得不共存，無法逃避。臺灣和日本都是與災共生的國家，身為一位在臺灣的大學任教的日本人，未來我想要更進一步探討臺日防災教育的內涵，為在地社區與大學提供有效的方案。

【參考書目】

田中淳， 2007，〈 日本における災害研究の系譜と領域〉。收入於大矢根淳等編，《災害社会学入門》，頁29-41。東京：弘文堂。

北村晃壽、山道美友，2023，〈1978年11月に静岡県が公表した「東海地震の危険度の試算」のデジタル化〉。《静岡大学地球科学研究報告》50：65-113。

村尾修，2021，〈都市の災害リスク評価〉。收入於東北大學災害科學國際研究所編，《東日本大震災からのスタート—災害を考える51のアプローチ》，頁80-84。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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