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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譜製作，連結離鄉族人的行動方案

2022年8月中，尚未正式到國立屏東大學報到的我，即與屏大人社計畫的幾位計畫主持人開了一場線上會議。這個會議是為了討論人社團隊推動族譜建置的規劃，同時邀請了原住民族譜推動者邱健維老師[1]一起討論。族譜建置是屏大人社計畫的第一個行動方案，也是一個跨場域的行動方案，我們試圖以族譜建置作為方法，增加因莫拉克風災離鄉族人與原鄉的連結。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族譜的建置工作，對我而言，這個行動有如臺灣原住民在2001年開始興起的參與式部落繪圖運動（participatory indigenous mapping）；當時的原住民社會期待透過參與式繪圖來匯集傳統地名、地名故事等，以此主張原住民族於臺灣土地與自然資源管理的主體性。與此類似地，我們期待離鄉的部落族人能透過集體、參與式的繪製過程，以親屬關係為主軸來組織散落的親屬關係與相關知識，同時在繪製過程中連結不同世代。

行動從拜訪開始

還記得去年8月底，第一次走進盧明賢老師族譜世界的驚奇。盧明賢老師是屏東縣好茶部落的魯凱族人，他的祖母與父親很早就開始記錄好茶族人的親屬關係，之後他不僅將上一代的資料擴充、持續更新，也將資料加以數位化。那天，我們一起在盧老師位於三地門的家碰面，與盧老師有過數面之緣的林慧年老師扮演穿針引線的工作，讓我們幾個族譜小白得以了解他多年來如何投入族譜調查。

只見盧老師的工作室堆滿了一箱箱的資料，謙虛的他一直強調自己沒做什麼特別的事，但當他打開他所建置的族譜目錄時，我們只能用驚呆來形容。在他2018年的資料夾中，有63個以魯凱族傳統家名為索引的目錄，同時有100個以漢姓名為索引的目錄。隨後他又打開其中一個家族的族譜圖，這個家族的族譜就像中國古代的卷軸，資料長達二、三公尺，打開瀏覽時要好幾個人一起捧著才不會掉在地上。盧老師也與我們分享他的資料建檔方式；他說他相當苦惱如何建檔，曾經多次改版才成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他也使用XMind軟體可以讓資料彼此超連結。

圖：2023年8月底，屏大人社夥伴第一次走進盧明賢老師的族譜世界。（攝影／陳喬妤）

走出盧老師家，我還是不敢相信一棟不起眼的平房，甚至沒有掛上任何名牌，竟典藏了如此之多令人驚奇的心血結晶與親屬系統知識。

隨後，我們也拜訪了吉露部落傳統領袖羅玉梅，並在新來義永久屋基地召開了來義部落傳統頭目會議，目的是向族人溝通我們嘗試推動族譜建置的用意，也試圖了解族人對族譜方案的想法。這些拜訪除了是匯聚外部意見的過程，無形之中也幫助屏大人社這個新團隊形成組織力。

從文獻理解原住民族譜調查

族譜建置的行動方案在拜訪過程中逐漸成形，我們於是規劃了在二個計畫場域——新來義、長治百合園區這兩個永久屋基地——各舉辦一場族譜工作坊，同時，在我開設的屏大原住民專班課程「文化資源調查」，也規劃以族譜繪製作為實作主題，期待原住民同學能成為種子，能夠一起推動計畫場域的族譜工作。

在發展行動方案的同時，夥伴們也透過文獻認識原住民族族譜研究在官方歷史的身世，這些一點一滴的認識與行動歷程相互交織，我們如同經歷一段學習之旅。

屏大人社計畫的共同主持人李馨慈與林慧年老師，在屏大人社團隊組成之前，已有推動或接觸原住民族譜建置的經驗。她們介紹團隊閱讀黃季平老師撰寫的〈阮昌銳教授與台灣原住民族族譜調查計畫〉一文，讓我們了解到臺灣原住民有二次大規模的族譜調查工作，一次為日治時期，1935年由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註：臺大人類學系的前身）移川子之藏團隊所進行，後經楊南郡先生翻譯與整理，出版為《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2]而「族譜調查」也成為臺灣人類學的傳統；[3]另一次則是臺灣省政府時代，由阮昌銳教授主持的「輔導山胞各族建立族譜實施計畫」，團隊於1989年至1998年完成165冊的族譜調查成果。[4]

從黄季平老師的文章中，我們得知現今典藏阮昌銳團隊族譜調查成果最為完整的地點，是臺灣大學的「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循此線索，團隊夥伴如尋寶般前往臺大原圖中心翻找資料，令人相當興奮的是，找到了來義鄉來義村、義林村族譜（阮昌銳，1993），[5]然計畫的另外兩個霧臺鄉場域——吉露、阿禮——則全無線索，加上霧臺鄉戶政機關於某一年曾發生火災，使當年尚未數位化的紙本戶政資料全數付之一炬。

這些前提也構成了規劃族譜工作坊講師的考量；在來義場域，考量到來義因有戶政檔案可相互參照，因此邀請熟稔日治時期戶政資料解讀的邱健維老師陪伴來義族人；吉露場域方面，雖然沒有戶政檔案的參考，然與盧明賢老師的好茶部落同為魯凱族，且兩個部落之間有許多通婚的情形，可在盧老師的資料上找到線索，因此邀請盧明賢老師陪伴吉露族人；至於阿禮部落，詢問部落幾個族人的意見通後，發現目前尚無家族有族譜建置的需求，因此僅以觀摩的形式參與，而沒有進行自身的族譜建置。

圖：屏大人社在投入族譜製作初期，於新來義永久屋基地召開了來義部落傳統頭目會議，以向族人溝通團隊推動族譜製作的用意；照片為計畫助理也是來義族人的劉雪鳳正在向族人說明。（攝影／鄭百騰）

發現了什麼？

在族譜繪製的過程中，觀察到有許多有趣的現象，在此列舉幾點。

▎在麵攤的角落發現手繪族譜

在拜訪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家族原本已有建置族譜，多數是手繪圖，吉露場域助理喬妤在投入族譜工作初期即發現幾個家族有此「傳家之寶」，這對她在吉露的場域工作是很大的鼓舞。此外修課同學高書諺曾在課堂上分享，他驚訝地發現長輩把手繪族譜隨手放在麵攤旁邊，上面還沾著油漬，大大顛覆了他所想像族譜應是家族珍藏檔案的印象。

▎族譜×社會資源×文化資本＝？

初步觀察，族譜的豐厚度與社會資源及文化資本的差異有關，家族成員的社會或文化資本較為豐厚時，便會有相對豐富的資料留存下來，甚至能自行收集資料並印製；例如霧臺的Demalalate家族即有後代自行建置族譜，將家族史自洪荒時期開始記錄，並自行製作成冊，作為組織家族宗親會的基礎。社會資本造成的影響也從一個例子可以看出；吉露傳統領袖羅玉梅曾多次告訴團隊，她從團隊的推動成果得到許多啟發，很希望能自主繪製家族族譜，但後代目前無人可幫忙只能將此想法擱置。族譜製作的過程與資料本身在魯凱族或排灣族社會被轉化為什麼？是值得深究的議題。

▎遺忘若是一種殖民遺緒，則耆老的記憶體是抵抗神器

在族譜繪製過程中我們也發現耆老神奇的記憶力。例如拜訪來義長輩劉清勇ama（排灣族語，為男性長輩尊稱）時，常見的畫面是他坐在女兒雪鳳、孫女們的身邊陪同製作族譜。每當晚輩想不起來家族成員的資訊時，只要抬起頭詢問清勇ama：某某人的兄弟/姊妹/孩子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裡？清勇ama竟多數都可以僅憑記憶回答。這種超不科學的現象多次在團隊中被提出來討論，有一次李馨慈老師問，是不是因為每次結婚都會複習一次？雪鳳緩緩回答：「因為在乎。」這龐大的家族譜系，只要有人出生、結婚、往生就會再重新複習一次。

清勇ama對族譜傳承的認真也是少有人可以超越的；他的媽媽在日治時期即以日文寫下家族所有家名，之後ama將這份資料轉為羅馬拼音，並列出發音相似的中文。我們總是可以看到清勇ama的手上拿著兩個版本的資料，執著地參與每一次族譜調查，彷彿在督促我們不可以停下腳步。

▎A4紙×擦擦筆×膠帶＝無限延伸

來義部落在邱健維老師的陪伴下，採用了他常用的繪製方法，亦即從一張A4白紙開始，用有修改彈性的擦擦筆登錄資料；一張A4白紙畫滿了，即用膠帶連結新的A4白紙進行延伸。來義的劉雪鳳家族用這個方法，已累積了厚厚一大疊的資料，她說，收集到的資料幾乎把來義系統的七大家族都記錄上去了。這個延伸性極強的記錄工作，目前還在進行中。有人問我們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以數位工具登錄資料？觀察到兩位講師都喜歡在收集口述史的階段以手寫方式記錄，這種繪製方式能即時讓長輩看到成果，十分便於代間溝通，呼應了參與式製圖的精神。

圖：族譜製作彷彿是一個穿越多次元世界的隱形對話網絡。（攝影／黃雅鴻）

▎族譜製作：穿越多次元世界的隱形對話網絡

在做族譜繪製時，無論在課堂或部落，同學或族人碰到卡關時，常會直接以LINE與家人通話；現場儼然有一個穿越多次元世界的隱形對話網絡：當代族人拿著日治時期的vuvu口傳至今的資料，資料或有日文、羅馬拼音、中文，透過網路與家人聯絡，嘗試把聽到的族語轉換為羅馬拼音、中文的記音，還要很快地釐清親戚是從哪個部落來的，將每一塊拼圖努力修補完整。Caljas tjainavalj家族成員劉佳芸在去年（2022）的族譜成果發表會時即說：「寫族譜像是一場時空旅行，日文、中文、族語、羅馬拼音，在這之中不斷地切換。」

▎透過族譜捲動青年參與部落事務

值得一提的是族譜工作坊的其中一位講師，是目前仍在就讀屏大原住民專班的蔡高哲軒，他即是因為參與族譜繪製而有所觸動，想要成為傳統文化認可的人。哲軒曾參與「2021年排灣學論壇族譜工作坊」、「2022七佳文史工作坊」，受到邱健維老師的啟發而投入其原生部落七佳勇士家族的族譜建製工作。去年（2022）的屏東大學種子場，團隊即邀請哲軒擔任講師。他開場才講幾句話就開始哽咽到說不出話，在每一張投影片的切換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他透過族譜繪製重建文化自信的感動。

哲軒在重建族譜的過程中，不僅是拼湊出自己是誰、在文化脈絡中他所屬的家族裡扮演何種角色，他還更進一步讓自己重回這個文化脈絡，找到自身的社會位置——找到名字、穿上族服、在祭典中扮演角色，實踐那個在文化脈絡中的自己，世界觀因參與族譜繪製而產生轉變，這是多麼深刻的生命經驗！

就團隊經驗而言，吉露場域助理喬妤經常分享，她透過族譜工作慢慢累積了對部落親屬關係的認識，這不僅成為她在吉露走動時最佳的談話資料，她也透過族譜得知哪些家族有哪些年輕人，因此會嘗試詢問他們是否有興趣一起參與其家族的族譜繪製工作，目前已有幾個成功的經驗。此外，吉露族人宇希，她同時也是吉露場域助理，在繪製自身家族族譜的初期，經常扮演「鞭策」家人建置族譜的角色，現在宇希已經可以獨當一面，成為吉露其他家族繪製族譜的小幫手。

圖：屏大人社在二個計畫場域——新來義、長治百合園區這兩個永久屋基地——各舉辦一場族譜工作坊；照片為長治百合園區場。（攝影／黃雅鴻）

自己的族譜自己寫

族譜繪製對於屏大人社計畫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開啟，帶著人社夥伴慢慢延伸到其他行動方案，今年（2023）4月在來義舉行的舊聚落尋根活動，運用到族譜繪製過程所爬梳的家名，即是一個超乎預期的連結。

因為族譜製作拾起的記憶斷片，關於誰的族名是什麼？誰的族名如何命名？家名如何被傳遞？家名為何未被傳遞？因為有這些重新認識，使得族人在族譜的繪製過程，可以發掘出在一次次的離散過程中，內心潛在關於「如何確認自己的存在」的認同問題，而書寫出不同於人類學式族譜調查的家族歷史。

[1] 邱健維老師近幾年多次與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夥伴陪伴部落繪製族譜，並將族譜繪製過程作為策展主題，以此凝聚部落與部落青年。

[2] 楊南郡譯註，2011，《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南天書局。

[3] 盧育嫺，2012，〈原住民的系譜」綜合座談記錄報導(二)〉。臺大原圖中心，檢自：https://tiprc.cip.gov.tw/blog_wp/?p=3486

[4] 黃季平，2013，〈阮昌銳教授與台灣原住民族族譜調查計畫〉。《原教界》54：70-73，檢自：https://alcd-web.s3-ap-northeast-1.amazonaws.com/uploads/2017/12/03/7efe6da3761c93fc5ce8bc21b8164e83.pdf

[5] 阮昌銳主持，1993，《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族譜》（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