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坊

瀏覽人次： 2032

文章分享：

重構族譜，尋回家路

戶政資料中所潛藏的歷史脈絡

1937年，日本政府對中國展開全面性戰爭，於此同時也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以加強臺灣人對殖民母國的認同，其中一項是從1940年2月11日開始推動臺灣人將姓名改成日本姓名。此項政策是以戶為申請單位，並且符合「國語常用家庭」、時常深切努力涵養國民資質及富有公共精神者，始得由戶長向官方申請來獲得許可。截至1943年底，原民與非原民共有126,000多人提出申請，約佔當時總人口數的2%，例如：已故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改稱岩里政男、畫家藍蔭鼎改稱石川秀夫、來義部落caljas tjainavalj家族在這段期間曾經採用日本姓氏「山谷」。

此外，栗原純（2012）指出在1935年12日10日官方所頒布的「關於婚嫁婦女之姓」提及，過往戶口調查簿中臺灣婦女冠夫姓的登記方式，是考量戶籍制度尚未完備年代裡表明同姓不婚的慣習，由於情況已改變，今後在戶籍中應直接用婚家之姓來記載。換言之，臺灣的已婚婦女如同日本般直接捨棄原有姓氏，在戶籍紀錄中改冠夫家之姓。

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認為臺灣人民應恢復過去姓名，才能徹底清除「日本化」思想，斷絕與日本的聯繫（蕭碧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纂，2022）。長官公署強制非原住民者申請恢復原有姓名，對於原住民則規定其回復原有姓名，或「參照中國姓名自訂姓名」，因作業倉促、戶政人員的草率辦理，而剝奪了原住民的族名，甚或隨意冠上漢姓漢名。

丹耐夫．景若（1987）提到其祖父姓林、祖母姓楊，但是其父卻姓童，其伯叔姑更被冠上童、侯、林、李等不同的姓氏，就算眾人到戶政事務所要求更改成同一姓氏，卻被漢人戶政辦事員以「沒有證據」為由回絕。一雅士〈山胞「亂」倫的禍首——冠漢姓漢名〉（1987）也說到，隨著原住民冠上漢姓漢名，再加上社會變遷導致人口往城市移動，讓不少以前的原住民年輕男女錯誤地愛上自己的親戚。雖然臺灣省政府民政廳曾於1986年執行「輔導各族建立族譜實施計畫」，但主事者的主要目的為「釐別血脈淵源，避免發生亂倫」，而不是還給每一位原住民個人原有的族名（台灣原住民族人權促進會，1987）。

為了祝福子子孫孫延續布農的生命，長老總是謹慎為每位新生兒命名，惟恐不敵大自然不可抵禦的惡劣命運。富有想像力的祖先們絕對不相信，短短數十年內布農從蠻人、高砂族人、高山族人、山地同胞、然後變成早住民等族名。而拓拔斯也成了田中武男，而後又變成了田文統，從此被迫接受不被祖魂祝福的姓氏。（拓拔斯．塔瑪匹瑪，1992）

一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家鄉一再地被改姓換名，不能享有文化、社會的自主性是個痛苦的歷史經驗（童春發，2001）。在過往，政府機關一味地忽視這件影響原住民社會的事實，企圖掩耳盜鈴任由原住民社會步向亂倫、找不回祖宗的崩解圖象，這無非是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情節之下，希冀原住民認同另一個虛幻且陌生的「炎黃」祖先（瓦歷斯・諾幹，2000）。

找回自己的族譜

屏東大學人社計畫邀請在族譜研究深耕多年的邱健維老師來指導這一系列族譜製作活動（如圖１），讓所有參與的族人們從己身為出發點，參考日治時期的戶政資料，開始向上找尋長輩、橫向召喚平輩和向下連接晚輩，並且從中細細地挖掘出點點滴滴的家族故事，建立縝密的家族譜系。這樣的「自我書寫」是非主流學術的批判和被支配族群的發聲表述（譚昌國，2003），藉以突破林林總總殖民統治的框架，能夠成為「真正自己族群的人」。

圖1：2022年11月17日於新來義永久屋舉行族譜工作坊，左邊邱健維老師正在查閱族人所調出的日治時期戶政資料，以利從旁協助。

黃季平的研究（2013）提及，阮昌銳教授在「輔導各族建立族譜實施計畫」中建置原住民族族譜的步驟，是先從戶政機關抄錄、影印各原住民鄉鎮的戶口名簿資料，再將之謄錄到自製具有族名、職業、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欄位的調查表格，整理成「山胞族譜資料」，最後將「同祖」的相關戶合併成一個「世系表」。在得知原住民族委員會於臺灣大學校區所設立的「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可能完整典藏阮教授執行的族譜計畫成果後，我們申請前往調閱資料。進而發現當時的族譜紀錄內容及格式符合我們的需求，因此仔細記錄與來義部落相關的來義村和義林村的祖譜，作為日治時期戶政資料之外的參考資料。

圖2：義林村朱武志村長家族的族譜紀錄。（考量個人隱私，本圖將朱村長之外的親屬姓名去除，僅留下架構）

由於原住民族自身並沒有文字書寫系統，當要將族名轉為文字時，就必須借用殖民政府的文字拼音系統，例如日文的片假名（如圖3）、中華民國政府制訂的排灣語羅馬拼音。但是，各個不同政權所使用拼音系統，乃是考量統治及整合的便利性，而目前官方將排灣語分成北中南東四種不同方言群，但是屬於「中排灣」的古樓、來義、力里等幾個部落的方言間仍存在差異，用官方拼音系統的讀音除了會跟族語本音有所落差，也未必能符合各部落的使用差異性。

圖3：來義文健站的vuvu用日文拼音書寫族譜。

我們也發現，過去戶政機關要求原住民必須按照漢人習俗登記姓名，而他們的妻子因日治時代政策影響，在戶籍中記載的姓為夫家之姓，這樣的歷史因素讓出嫁的原住民女性面臨了雙重剝奪。再加上近代部落的人口大幅流動，如果不藉由文本化的族譜來記錄與辨識，她們的存在就會被殖民的迷霧厚厚地覆蓋著。例如，來自宜蘭金岳部落的屏大原專班學生在參與族譜工作坊時，發現其祖父Batto∙Hayun日治時期改名為豊田正次，而祖母也改為豊田氏（如圖4），戰後則是直接改成豊再傳和豊彩霞兩夫妻。

圖4：宜蘭南澳金岳部落族人在不同時代的姓名變化。

此外，來義村劉清勇vuvu受訪時指出，以前長輩們都是透過口傳方式記錄系譜，新生兒的名字大多來自於家族的名字庫，所以經常會被重複使用，一不小心就會分不清楚使用這個名字的人之輩份。因此20多年前他開始運用書寫的方式，建構Caljas tjainavalj家族族譜。為了完整採集資料，他跑遍各個有親屬關係的部落，盡可能地詢問關係人，以受訪者為起始點，先向上追溯其直系血親到祖父母、曾祖、高祖三代，再向左右開展出旁系的每一代伯叔姑舅姨，之後往下延伸其子女們。從他記錄的好幾大張的族譜中（如圖5），可以清楚看到在日治時期以日文所拼寫的族語名字或日式姓名，到了戰後轉變成只有官方強迫指定的漢文姓名，直至近期才有以排羅拼音記載的族語名字。

圖5：劉清勇vuvu親手所寫的族譜，不幸遇到蟲蛀和水浸。

屏大團隊與來義部落合作族譜製作活動，並邀請邱健維老師帶領解讀日治時期戶籍謄本資料，從中得知各家戶人口與生活情況。而受過日本教育的vuvu們，能夠在他人協助下，將其內化的知識，以慣用的日文拼音系統轉化成目前最接近來義發音的排羅拼音格式，讓後代子孫能盡量正確記錄與發音。另方面，過往冠上日式夫姓、再轉變成漢姓的婦女資料採集，則是透過訪問親戚，直接記錄其傳統族名，並且嘗試連接上娘家的親族系統。

若依循著每個家族的直系和旁系血親，以及姻親連結系譜，再對照其分布於各部落的位置，可以看見親屬關係不只是記載在紙張平面上，更是人群立體交織互動的狀態，每個人鑲嵌其中，彼此或多或少都會有親戚關係。

這種從自己開始，找回祖譜的尋根嘗試，不僅是確認「我是誰」、「祖先是誰」、「後代是誰」的方法之一，更是避免淪為「幽靈人」和「幽靈民族」的方法之一，亦是民族自尊與自信再建立的方法之一（台灣原住民族人權促進會，1986）。期待從族譜製作開始，能陪伴族人們一起找回文化的根源和自信。

【參考書目】

一雅士（王志明），1987 ，〈山胞「亂」倫的禍首——冠漢姓漢名〉。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文宣組編，《原住民——被壓迫者的吶喊》，頁96-102。臺北：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丹耐夫．景若（童慶春），1987，〈還我真名〉。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文宣組編，《原住民——被壓迫者的吶喊》，頁52-54。臺北：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1987 ，〈論吳副廳長對山胞「姓氏」與「亂倫」之看法〉。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文宣組編，《原住民——被壓迫者的吶喊》，頁12-13。臺北：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瓦歷斯．諾幹，2000，《番刀出鞘》（第三版）。臺北：稻香出版社。

拓拔斯．塔瑪匹瑪，1992，《情人與妓女》。臺中：晨星出版社。

栗原純著、李為禎譯，2012，〈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尊重舊慣與同化政策——戶口調查簿中的姓與改姓名〉。收錄於薛化元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研究文集》，頁197-23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童春發，2001，《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黃季平，2013，〈阮昌銳教授與臺灣原住民族族譜調查計畫〉。《原教界》54：70-73。

黃政雄，1986，〈省民政廳協助山胞尋根修訂族譜釐別血脈淵源〉。聯合報，第二版，4月14日。

鄭仲樺，2016，〈方言地理與語言學視角下的排灣族群分類〉。《台灣原住民族研究》9(2)：55-89。

蕭碧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組編纂，2013年8月29日，〈清除殖民印記－光復初期回復姓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113期，檢自：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13/1588

譚昌國，2003 ，〈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反思〉。《臺大文史哲學報》59：6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