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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級警戒期間的臺中街頭觀察和街友關懷行動(下)

作者 / 蕭惠中(前東海大學社會實踐暨都市創生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恐懼與安置

三級警戒期間的臺中火車站,出入的人很稀少。街友們多數各自佔據角落休息,也有少數的小群聚。我們與相熟的街友打招呼詢問近況,他們除了表達工作、物資變少之外,也指出更頻繁地遭受驅趕。有些街友不堪其擾於是離開車站到別的地方去,反而讓定期來拜訪的社工無法持續提供物資、衛教或瞭解其健康狀況,來幫助街友做好防疫。

街友們指的「驅趕」有各種可能。衛生局要來進行「消毒」,街友會被要求移動;環保局要來清潔環境,街友的家當被要求減量、垃圾被要求清除;商店街保全會來要求街友離商店街遠一點,或是要求他們不要席地坐臥;警察與社會局因為民眾的陳情前來關切街友的狀況或行為。因為街友們使用的是公共空間,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各種的要求與限制,但疫情提高了他們受到關切的程度。

社會局的社工表示疫情期間市民專線通報街友的案件倍增,一方面是街友數量的確增加了;另一方面是源自於民眾對於街友可能帶來疫病的恐懼,使他們更強烈地希望街友離開他們的生活空間。這些來自民眾的壓力讓公部門不得不採取行動,造成街友頻頻感受關切和壓力。社會局的社工們除了需要到各個現場去瞭解、嘗試進行調解與處理之外,還需要為了安撫民心做各種的工作,包括頻繁到街友聚集的地點發口罩、酒精,直接溝通、或用舉牌的方式請街友遵守防疫規定。此外,社工們還協調衛生局到現場進行環境清潔和消毒、安排街友做PCR的檢測(結果是零確診)等等,並且將這些處置動作透過新聞傳遞給民眾,希望讓民眾知道街友也可以做好防疫,不見得會是防疫破口,藉此來降低大眾對街友的恐懼心理。


圖:疫情三級警戒時,臺中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站-6號合作社」在火車站廣場替街友採檢並發送物資。

面對疫情與大眾對街友可能成為破口的恐懼,另一種可能的回應是提供街友暫時性的安置。在SARS疫情期間,政府曾經針對臺北的街友進行了一定規模的強行安置。這樣的處置雖然會引發一些人權或歧視的爭議,但若能在尊重街友意願的情況下進行,不管對於街友的生活情境改善,或是疫情控制都有正面助益。5月本土疫情爆發後,高雄市政府最先提出街友的安置方案,讓有意願的街友可以在疫情期間暫住旅館;臺中市政府則至6月中才推出類似的政策

疫情時期的臺中,有造冊登記的街友從兩百多名增加到三百多名,增幅約一百名。其中部分原本是住在一些24小時開放的營業場所(例如網咖或麥當勞),因為疫情不能長期待在店裡只能出來街頭,有些則是因為失業無法負擔房租而失去住所,此外也有一些新的街友是從北部來臺中「躲避疫情」。根據臺中市社會局的清點,臺中既有能夠安置街友的床位僅有115床,其中55床已使用,尚能安置的僅60床。為增加可使用床位,臺中市政府協調了幾家旅館,在必要時提供空房安置街友。但直到此波疫情降級之前,可能由於臺中疫情未擴大,也沒有發生街友染疫的情形,安置計畫僅作為備案並沒有實際啟動。

但上述的收容政策是否合適或有效益,也是有討論空間的。臺中市街友關懷協會長期管理15個收容街友的床位,負責的黃天時社工就表示不願意在這個疫情期間再收容更多的街友。他擔心密閉的空間、擁擠的宿舍,反而變成傳染的高風險環境。黃社工認為,如果要收容可以考慮在室外的空間,搭配帳篷、盥洗設施以及基本物資,一方面降低密閉空間的感染風險,一方面也可以幫助到那些已經習慣街頭、不喜歡被收容空間拘束的街友,在疫情期間有一個比較合理安全的生存空間。

黃社工的構想與我們團隊內部不謀而合,於是由筆者起草一份計畫書,向臺中市社會局提案。我們的方案是透過公私合作來建立一個街友專屬的防疫泡泡:由政府提供公有的戶外空間,並暫訂其為疫情期間的街友防疫生活空間、建立此空間使用規範,民間單位則負責整合提供帳棚、食物、飲水、酒精、口罩等物資。這個方案以提供棲身處所和物資作為誘因,吸引街友前來停留,讓相關的政府部門有機會針對街友進行集中管理、提供相關的防疫協助,也暫時性地適度隔開街友與一般民眾,以回應民眾對街友的疑慮,並能減輕社工四處奔波處理民眾陳情或是為街友提供各種防疫服務的負擔。


圖:臺中的民間組織於疫情嚴峻時仍努力支持街友,也期待未來公私部門的能量能整合串聯,發揮更大的功效。

不過,社會局對此防疫泡泡的提案有兩項主要的疑慮;其一是認為街友聚集會造成使用空間的環境髒亂,其二是顧慮街友聚集仍有群聚感染風險。若要確保環境清潔以及社交距離的維持,公務單位勢必要配置一定的管理人力。然而專職投入街友服務的社工人力已十分吃緊,目前無法額外負擔更多的工作。故此提案並沒有被社會局採納。

本次疫情爆發,即便是疫情最嚴重、街友最多的雙北,也沒有以安置為主要處理對策;主要還是透過戴口罩、消毒、保持社交距離等一般大眾共同遵循的方式來降低感染風險,這樣一體適用的防疫策略,避免了歧視街友的疑慮。不過從臺中的經驗來看,民眾對於街友可能成為防疫缺口的恐懼相當真實,對公部門與街友本身都形成了一定的壓力。如果公部門不能頂住民眾的壓力,而把所有的壓力都轉嫁到街友身上,會侵蝕街友的街頭生存條件跟防疫能力。權衡之下,提供願意配合的街友暫時性的收容住所,不失為可接受的防疫措施。然而因為新的防疫措施而增加的各種管理工作,對於公部門既有的人力是相當沈重的負擔,成為實行街友防疫工作最大的難處。

疫情如同地震、颱風等其他的災害,當發生時,便需要進行平時以外的社會動員來應對。在臺灣,回應地震颱風等災害的公私部門社會動員,已逐漸發展出一定的協力模式,使得救災能夠有效地進行。相對而言,面對如Covid-19這樣的疫病流行,就尚未有既有機制可以依循,因此更仰賴原本的社會網絡進行動員。在臺北的萬華地區,因為長久以來在地有許多慈善社福團體長久經營地方所累積出來的社區韌性,使得他們可以即時有效地動員各種物資與包括里辦公室、市府社會局等公私部門的人力網絡,齊力協助街友和其他弱勢者渡過疫情難關。

相對來說,我們看到臺中街友議題團體除了各司其職,彼此互動不多之外,與在地社區亦少互動,或不認為社區是需要關注經營的區塊。這些團體面對在地居民,多少都有被排斥的經驗,或許在運作中降低對在地的打擾已屬不易。主管機關臺中市社會局,在支持民間團體做街友服務時,亦僅強調個案輔導忽略地方經營。再加上臺中市街友聚集之地方(臺中火車站周圍),其發展脈絡不若萬華有長久吸納社會弱勢底層的傳統,以及相應的支持網絡與文化,要在這個基礎上打造一個與地方社會共同打造的弱勢者社會安全網,的確有其相對不利之處。

但從正面觀之,此次三期警戒間我們所觀察到的民間組織持續支持街友溫飽、也能夠具體提出創新的街友收容方案來看,民間的資源網絡和活力是存在的,只是缺乏整合的力量將公私部門的能量進行串聯。這樣的串聯工作有賴平時長期的互動與了解,才有機會在緊急事態、人力更為吃緊窘迫的狀況如疫情中施展出來。這部份著實值得臺中的街友有關公私部門做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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