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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密醫和學校操場：南科旁的多重公眾

同一個社區，彼此不認識的鄰居

2025年七月，成大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團隊開始進入臺南善化一帶進行社區田調。善化緊鄰南科，因此成為大臺南地區人口快速成長的區域之一；2025年，善化區人口總成長率達11‰，遠高於全國平均的-4.32‰（台南市善化戶政事務所，2026）。在這裡，數百年的舊庄頭和近年新建的社區別墅或公寓比鄰而立（王人英，1973）。儘管在空間劃分上屬於同一個鄰里，但深入觀察後就會漸漸發現，不同社會身份的居民依循著截然不同的資訊管道、生活節奏與公共空間而生活，彼此的軌跡鮮少交集，僅在特定時刻偶然交會。

延續上述的田野觀察，本文試圖進一步追問：當一個鄉村地區面臨科學園區擴張所帶來的劇烈環境變遷，舊庄頭的長輩、外地移入的南科家庭、以及東南亞移工等不同社會身份的社群分別構成什麼樣的「公眾」？當這些異質的公眾交疊在同一生活空間時，他們的生活節奏發生了什麼樣的碰撞？在那些偶然交會的時刻，誰的生活習慣因此順應改變、被改變，甚至被迫重組？

圖：善化區小新里內新舊住房夾雜，道路略為狹窄。

第一幕　長輩的假牙密醫名單

去年十月的一個清晨，社區的高老師（化名，退休教師兼社區志工）約好要帶我進行社區踏查，看看這二十幾年來社區的劇烈變化。出發前，我坐在社區關懷據點裡，和幾位阿嬤圍成一圈聊就醫經驗，話題正好來到假牙上。一位阿姨說他的假牙該調整了，旁邊的阿嬤馬上接話：「啊，妳之前是找哪一個？」他所說的「那一個」指的是「哪一個齒模師」，也就是政府口中的「密醫」。

接著，宛如傳遞著一份珍藏的口袋名單，阿嬤們一個接一個分享：誰的手藝好、誰收費實在、誰願意幫忙修舊牙套。他們越講越熱絡，不帶遲疑，彷彿在交換一份在地網絡的內部情報。我原本要在田野筆記寫下「醫療資源近用性不足」，但那一刻我將這行字劃掉了。我意識到，不是近用性不足，而是當地長輩們仰賴另一套關係模式來處理自身的照護需求。後來幾個月的田野我也慢慢理解：當地長輩尋求醫療照護的入口不是正規醫療體系的掛號處，而是人情、信任、長年累積的口碑。齒模師、中藥行老闆、退休藥師建議的配方─這些交織在地方人情裡的非正式照護網絡才是真正構成阿嬤們日常實踐中的「醫療地圖」。

圖：小新里的中藥行，提供買賣一些生活日用品。

更關鍵的是，這張醫療信任網絡之所以能持續運作，恰恰是因為它不顯眼。密醫之所以能保持彈性、有人情味、價格實在，正是用「不在健保局視線內」的條件換來的。一旦被納入明文規範的正式體系，隨之而來的醫療成本，對老人家來說恐怕過於昂貴。

第二幕　被投訴的廣播與離開的發財車

走出社區關懷據點，放眼望去，社區裡比比皆是近年落成的新建住宅區：一樓是停車位，其他樓層則是居住空間。順著路往前走到雜貨店，幾位阿姨、阿嬤習慣性聚在裡面閒聊家常。她們和我說起一件事：以前每天固定幾個時段，俗稱「插路角」（chhah-lōo-kak）的「移動販賣車」（以下簡稱發財車）會開進村裡的三代祖師廟旁，販售豬肉、麵包，和衣服。小販只需向廟宇的廣播系統投幣50元，就可以對著鄰里廣播，通知大家出門採買。然而在2024年，行之有年的廣播被幾位新搬來的新進居民透過「市民專線」檢舉為「公器私用」，最終被禁止。接下來，被禁用廣播系統的發財車一台一台轉往其他庄頭，「這邊反而變沒落了」，長輩、阿姨們愈說愈氣。

關於社區廣播，田野中還流傳著更激烈的版本：其他鄰里的廣播線路甚至被人直接剪斷。一位前里長在成大團隊舉辦的讀書會上談及這件事時，語氣很平淡，像在說「天氣就是這樣」般理所當然。從程序投訴到物理破壞，過去庄頭賴以維繫日常運作的溝通基礎設施，在面對新興的空間秩序時是極度脆弱的，可以因為幾個人的檢舉就被嚴格限制。

然而，投訴廣播的新居民並非不與其他人溝通。他們有社區 LINE 群組、家長群、團購系統；只是，他們聽不懂也不需要廟口廣播─他們使用foodpanda、全聯小時達，以及市民專線。換句話說，他們構成了另一種「公眾」，運作著另一套資訊溝通管道與日常生活節奏。這兩種公眾住在同一個鄰里範圍裡，幾乎不交集，直到其中一邊的聲音「越界」干擾了另一邊的生活節奏為止。

第三幕　移工的假日勞動與休閒

走到半路，高老師指著一棟十三層高樓說：「這原本是要蓋醫院的，後來資金不足，換好幾手，現在是200－300人的移工宿舍。」周邊工地的圍籬上還掛著一張褪色標語：「禁止雇用非法移工。」這句標語暗示著地方存在的另一類「公眾」：部分工廠移工為了多滙一點錢回家鄉，往往在放假之餘，利用零碎時間四處兼工。

這棟樓再往南走是小新國小，社區志工木大哥（化名）告訴我，附近移工常來操場運動，但他們只能在學生放學前後使用，因此跟社區居民使用的時間重疊。當不同社區群體的生活節奏在有限的空間內碰撞時，便會產生細微的排擠效應。例如，社區孩子往往不敢上前與移工商量輪流使用籃球場。

這種不同社群在空間使用上的張力，在蓮潭池畔更為明顯。在成大團隊舉辦的社區讀書會上，就有蓮潭里的居民提到，移工使用蓮潭池空間的邏輯跟在地人不一樣。他們會在池邊捕魚、就地聚餐。有居民就因此推論：「可能是移工宿舍機能不好，所以才出來到公園、學校，但跟台灣人遵守規範使用不同。」對移工而言，蓮潭池是可以取食、聚集的地方；對蓮潭里的居民來說，那是散步的池邊，不是捕魚的水域；然而，對住在這邊兩三百年的居民而言，埤塘或池塘在每年2－5月的旱季期間，水會慢慢乾涸，撈魚反而是必須的年度工作。每到旱季，居民便會呼朋引伴前來捕魚，這對善化的年長在地居民而言，是在地記憶。

於是，同一個物理空間乘載著三套不同使用邏輯。舊庄居民、南科移民，與東南亞移工明明共同居住在鄰近的社區，卻各自運作著平行的生活世界。他們在這些空間的邊界上相互觀察，偶爾相互「指正」，構成了當地的社會地景樣貌。

圖：小新營三代祖師廟：一個廣場，有不同族群的活動正在進行中。

公共領域只有一種嗎？

現代民主有一個美好的預設：只要公共空間存在，人們就能以論證的力量彼此說服—不靠財富或地位，靠的是理性溝通。德國學者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把這個空間叫做「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從早期的咖啡館、報紙、議會，到後來的電視和網路，都是它展演的舞台（Habermas， 1991）。媒體在此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定期傳播訊息，促成知情讀者之間展開理性討論，使公共輿論成為制衡國家的力量。哈伯瑪斯把這個過程稱為「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社區廣播被投訴的事件，在小新里正是此一邏輯的縮影：投訴者使用市民專線、走法律程序，用的是哈伯瑪斯式「公共理性」的軌道；然而，被投訴的廣播說的卻是另一種語言、走的是另一條頻率—那是舊庄頭幾十年來靠聲音織成的社群紐帶。兩者不是對等的辯論者，甚至兩者根本就不在同一個論證場域。

這個困境，哈伯瑪斯自己也部分承認，民主公共領域往往受到大眾媒體及政治與經濟精英的支配，因此產生了對邊緣聲音的選擇性排除（Habermas， 1991）。但他的回應仍然寄望於「更理想的溝通條件」。也就是說，問題是偶發的扭曲而非結構性的特徵。

美國政治哲學家弗雷澤（Nancy Fraser）在 1990 年發表〈重思公共領域〉，把這個困境解釋地更全面（Fraser， 1990）。她的批評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暫時懸置民眾的差異」根本行不通。哈伯瑪斯認為，進入公共領域的人可以暫時擱置社會地位，以平等的姿態展開審議。弗雷澤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社會、經濟與文化條件從根本上影響著誰能開口、誰的話被當回事。選擇性不是公共領域偶發的扭曲，而是它的內在特徵（Hogemann， 2024）。
第二層：公共領域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排除史。哈伯瑪斯把 18 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描述為值得追憶的民主雛形，但弗雷澤卻指出，這個公共領域從誕生之初就是對抗性的—它以排除女性、勞工階級和殖民地人民為前提。排除不是後來才出現的扭曲，而是它的構成要素（Fraser， 1990）。
第三層：公共領域從來不只有一個。哈伯瑪斯預設了一個單一、普遍的公共領域，弗雷澤則認為現實中從來存在多元的、相互對抗的公眾，各自代表不同群體的利益與認同。把其中一個稱為「公共領域」、其餘都是次級的，本身就是一種霸權姿態（Fraser， 1990）。

這就是弗雷澤提出「次級對抗公眾」（subaltern counterpublics）的脈絡。這些空間不是等待被主流吸收的過渡狀態，而是邊緣群體形成自身論述、凝聚認同的群體（Fraser， 1990）。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澤並未全盤否定哈伯瑪斯。她保留了他對「國家、市場與民主社會團體之間區分」的洞見，但她認為哈伯瑪斯的核心問題在於，假設不平等可以被論述性地懸置，而不是從正面揭露它們（Hogemann， 2024）。這個懸置，正是我們在善化田野裡一再碰到的，那些從一開始就很難進入論證的人們。

不被看見才能存在

密醫網絡、廣播車，與主流時間外的操場——這三個看似零散的田野片段，其實共享著同一個共同的結構邏輯：它們的存在，很大程度依賴於「不被看見」。

阿嬤們珍視密醫的「人情味、彈性、價格實在」，正是因為在地密醫處於「不在健保局視線內」才得能維持；廣播發財車能進村，是因為它夠日常、不引人注意—直到被新居民投訴而強制曝光；同樣地，東南亞移工使用公共空間時，往往必須避開其他群體的主流作息時間，才能依照自己國家的風土民情盡情呼朋引伴來使用。

這套「隱形」的運作邏輯解釋了三個不同社群間共享的空間秩序邏輯：當廣播系統被投訴、被規範、被剪斷時，消失的不只是一個傳播工具，而是一整套依附在它上面的社群關係——採買網絡、鄰里聚集的時機、資訊流通的節奏。後續的國家治理以「公器私用」的規範介入，讓它「正式化」之後，反而讓它失去了存在的條件。

回到善化：流動的多重公眾

將這些理論視角帶回善化—無論是關懷據點、雜貨店，還是假日的操場—我們便能夠更清楚地看到，在這個緊鄰南科的農村社區裡，同時存在著好幾種「公眾」：

阿嬤的密醫網絡：仰賴口耳相傳和人情信任運作。
聽廣播的舊住民：靠聲音和鄰里聚集維繫社群。
東南亞移工：必須在主流的作息節奏之外，靠著「不被看見」來勞動或使用公共空間。
移居工程師家庭：用 LINE 群組和外送平台 APP、法規和市民專線等數位工具治理來維持生活軌道。

這些生活在共同空間的異質社群彼此偶爾衝突、偶爾互不干擾，用自己的方式，安靜地（或不那麼安靜地）過日子。

然而，這些公眾之間的權力關係不是對等的：工程師家庭所依賴的生活軌道和正式的國家治理同頻——他們的投訴被受理，他們的語言是法律可以承認的語言，而舊住民和移工的公共生活則必須在這個軌道的縫隙裡尋找空間。當縫隙縮小，他們的生活世界也和其他人群重疊、競爭。

這也回應到文章開頭：在同一個社區範圍裡，從來就不存在單一的公眾。現實存在的是好幾種公眾，各自帶著不同的媒介、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議題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們有時交集，有時衝突，有時靠不被對方看見才得以存活。主流公共領域的視角傾向於把這些差異看成需要整合的問題；但對那些住在縫隙裡的人來說，整合往往意味著消失。

下一篇，我想帶大家走進這個流動的多重公眾場所，看看歧異之中是否存在對話的空間——或者，歧異本身，就是這片土地現在的樣子。

【參考書目】

王人英（1973）〈宗族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小新營李姓宗族的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35期，頁90。

江紀瑩（2025）採買作為調適方法：臺南科學園區周邊農村生活支持網絡的轉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1-119。

臺南市善化區戶政事務所（2026）。《2018~2025 年善化區人口成長資料》。臺南：臺南市戶政事務所。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56-80.Habermas. J.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MIT press.

Hogemann, E.R. (2024). The selectivity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subaltern public spheres: perspectives of Habermas and Nancy Fraser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rights public policies. Revista Internacional Consinter de Direito， 307-325.

Fraser, Nancy (2026, March 25). After Haberma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lrb.co.uk/blog/2026/march/after-habermas

【延伸閱讀】

涵納與大學社會實踐：從同質的公共預設到異質的公共想像和行動